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

天狼晓月

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
发表时间：2008-3-28 20:22:45

据载，2000年1月，美国方言学会曾举行过一次有趣的“世纪之字”评选活动。获得提名的“世纪之字”有“自由”、“正义”、“科学”、“自然”、“OK”、“书”和“她”等，而进入决赛的只有“科学”和“她”字（science & she ）。最后，“她”竟然以35票对27票战胜了“科学”，夺取了桂冠，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有论者因此推断，这一推选结果“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似乎意味着女人在21世纪将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1]这一推断是否有理可据，笔者不敢妄判。但它却可激发今人对于中西女性代词的文化联想，增加我们探讨历史上有关“她”字问题的学术兴味。

在西方众多语言中，区分男女性别的历史由来已久。以英语为例，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的符号，就经历了从古英语里的“hēo”到中世纪至现代英语中“she”的变化过程。一般认为，“she”字大约形成于12-13世纪，属于中世纪英语的产物，但它并非单纯从hēo转化而至，同时更是受到了古英语里阴性定冠词sēo的直接影响。[2]在东方的中国和日本，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和“彼女”(かのじょ),则产生的历史都很短。“彼女”在日本流行开来不过120年左右的时间，[3]而“她”字在中国的现代认同史，总共也还不到90年。它们都是近世以来东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结晶。

在中国近代史上，“她”字被认为是五四时期中国人“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语词之一”。 [4]它的创生、讨论及其此后的流行，当属于不容忽视的语言文化“事件”。旅美学者刘禾曾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别具慧心地谈到过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字发明的文化意义，并在有关注释里，特别提到了1920年《时事新报》和《新人》杂志上讨论“她”字的几篇文章之名。[5]刘禾之前和之后，也曾有其他学者从语言学和人物研究等角度，不同程度地涉猎过这一问题。[6]不过，与“她”字丰富的历史内涵相比，目前的有关研究大多还太简略，尤其是该字发明之后所出现的一些争论及其相关流通情形，至今学界仍然缺乏较为专门的发掘、考察和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她”字的早期历史再做进一步全面、细致而深入的追踪和探索。

一、来自“She”字等的困扰：与西方语言接触之后出现的新问题

近代以前，中国本无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几千年来，似乎也无人觉得有作此区分的必要。该问题是在与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接触之后，才逐渐出现和突显出来的。今天我们早已习惯成自然的“他”、“她”之别，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人的创造性贡献。而主张以“她”字或“伊”字来对应“She”等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则公认是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的发明。

虽然，现代意义的“她”字在五四时期才正式诞生，但有关第三人称单数的男女性别区分词之类问题，却早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以“伊”字来明确对译“She”，使该字特别带上女性的性别意义，同时使“他”字从原来的男女不分的混用，到获得只代表男性的专门含义，也并非如人们通常所指出的那样乃五四前后才有之事。依笔者读书所见，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了发明人。这里，很有必要对此一长期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加以明确的指认。

1823年，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其出版的首部中文英语语法书——《英国文语凡例传》里，就已将汉语中没有字与“She”相对应的困境凸显了出来。该书译He、She、It分别为“他男”、“他女”和“他物”，译His、Her、Its则分别为“他男的”、“他女的”和“该物的”。同时，译I saw her为“我见他（妇人）”，译 This is his为“这个是他（男人）的”； 译That is hers为“那个是他（妇人）的”。[7]像这样以括弧的方式特别说明不同性别的“他”字之性质，在当时没有专门性别区分词与之对应的情况下，实属一种迫不得已之做法。1879年，对洋泾浜英语颇有研究的杨少坪著《英字指南》一书，遇到此类情形时，也只能作类似的处理。[8]

本来，在中文里，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除“他”字之外，文言中较常用的还有一个“伊”字。尤其是在吴方言区，“伊”字在口语中的使用还较为流行。不过，该字却并不具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含义。这一点，从1874年上海人曹骧出版的名著《英字入门》一书中将He、She、It统统译成“伊”字，将They译为“伊们”，可见一斑。

晚清以降，随着中西语言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得不努力去创造一些新字（如有些化学元素），或改造一些传统汉字的用法，以适应中西语言词汇对应的需要。1878年，广州人郭赞生翻译出版英文语法著作《文法初阶》一书，就在“伊”字的女性专用限定方面，迈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一步。书中不仅多次自觉地将“伊”与“他”在性别上加以区分使用，明确译He、Him为“他”；译She、Her为“伊”，It 为“彼” ；译“His、Her、Its”为“他的、伊的、彼的”；还在一些涉及到She 和He字的具体语句的翻译时，注意对两者加以区别，如“He is in the garden,but she is in school”就被译为“他在园内，但伊在书馆”。[9]不仅如此，书中还有一段译文清楚地写道：“男人意思是（HE）他，乃是属阳类的；女人意思是（SHE）伊，乃属阴类的；小子意思是（HE）他，是属阳的；女子意思是（SHE）伊，是阴的”。[10]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于香港，作者也并不属于吴方言区人，可见这种创造使用的地域范围，可能比以往一些学者所想象的还要广泛一些。

郭赞生对英语中的性别区分有较为准确的理解，他译Gender为“生性，阴阳别”和“男女分类”，离现代“性别”一词的创生尚有一步之遥。他在“SHE伊”后面，曾专门以括弧方式注明指代“女子”，[11]这表明当时以“伊”来专指“女人”似乎还属特异现象。而其在同一书中的另外一些地方，有时则仍然不太经意地用“他”字来翻译“She”，可见即使在郭本人，其对两者的区别使用词也显然还属于草创阶段，并没有固定下来。

这些做法对以后的五四时期有人以“伊”字来对译“She”的主张（后面将会详述到）有无直接影响，目前尚缺乏研究。但晚清和五四前后，都有人不约而同地愿以“伊”字来专门代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这至少能表明，在传统汉语中，“伊”字大概是比较具有对应“She”字内在潜能的一个词。

二、“她”字的新生与“他女”、“女它”：《新青年》同人的早期磋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热心于引介世界新文学而又对传统文化持强烈反思批判态度的《新青年》编辑和作者们，在怎样对待西方的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以及如何翻译“She”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回避的积极态度和勇敢的创新精神。作为汉语中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应运而生的。

从1917年起，在《新青年》的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She”字的对译问题，而刘半农则由此最早提出了创一个“她”字的建议。不过，在1920年以前，他虽有此非正式的提议，却还没有发表文章明确阐述自己的有关见解。笔者至今，仍未能找到此前有关他正式使用“她”字的明确证据。1920年初，在《她字问题》一文中，刘半农自己也曾表示说：“原来我主张造一个‘她’字，我自己并没有发表过意见，只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过一提；又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字的读音上，还有些怀疑，所以用的时候也很少（好像是至今还没有用过，可记不清楚了）”。刘半农并非虚掩客套或不敢承担责任之人，他当时的回忆值得今人重视。有人说刘半农1917年在《琴魂》等文中，就已经尝试使用过“她”字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恐多属于误判或误传。[12]

实际上，在文章中公开提出并讨论这一问题的，应推周作人为最早。1918年8月15日，周氏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改革》一文（原作者为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文前有两段说明文字，其中第二段写道：

“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这事还得从长计议才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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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肖扬：《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青年文摘》2001年2月10日。

[2] 可参见《韦伯斯特20世纪新英语辞典》（Webster New Twentieth Century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Second Edition）和《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Volume XV,1989.)中的“she”词条。后者对“she”一词的历史变化，特别是对其从“sēo”到“she”，而非直接从“hēo”到“she”的变化及其原因的分析，相当详细。《剑桥英语百科全书》中的“中世纪英语”部分，则列有“The SHE Puzzle”一章，专门介绍了学术界对于“she”一词来源的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 “hēo” 通过一系列的声音变化，逐渐变成“she”；二是认为，它来源于古英语中定冠词的阴性形式“sēo”；第三种意见虽也认为它起源于“sēo”，但却强调它采取了不同的语音路径。（The Cambridge Encyclopea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Ed.David Cryst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43.）

[3] 据飞田良文先生的权威考证，在日本，现代读音的“彼女”一词， 1876年出版的《修订插图小学读本》中已经出现，明确就是对译“she”字。1885-1886年，坪内逍遥的《当世书生气质》对此加以继承。大约从1888年前后开始，作为“she”字意思的“彼女”在日本逐渐流行开来。见飞田良文：《明治时期新造的日语》（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语），淡交社2002年5月版，第80-88页。笔者在收集有关日文资料和英文资料的过程中，曾得到朱京伟先生、山本卓也和李珊等的帮助，特此致谢。

[4] 可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9-52页。

[5]同上书，第70页中第109个注释。

[6]如，朱金顺的《有关“她”字创造的两件史料》（载《绿土》1999年4月第38期）；杨建民的《刘半农与“她”字的故事》（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6日）。此外，一些有关刘半农和钱玄同的传记，对此问题也有零星涉及。

[7] 见马礼逊《英国文语凡例传》，1823年澳门版，第64-66页。

[8] 见《英字指南》卷6，光绪五年上海刻本，第3-5页。

[9]见《文法初阶》，光绪四年香港印本，第40页；90页；48页。

[10] 同上，第63-64页。

[11]同上，第53页。

[12]有一些文章，如翟华的《西式男女有别》（载《青年参考》1999年5月28日），肖杨的《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载《青年文摘》2001年2月10日）等文，均说刘半农1917 年于所翻译的英国戏剧《琴魂》（或误为《梦魂》）中，曾使用过自创的“她”字。然笔者查考过1917年最早刊于《新青年》上的《琴魂》原文，有关各字皆作“他”。可见此说有误。据笔者推测，其误可能来自于1934年6月星云堂书店出版的《半农杂文》第1册。其中，不仅《琴魂》中的“他”字均改成了“她”字，同时还出现了原文也没有的“它”字。1917年以后他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此类现象。但文章最后的发表时间却保留未变，这很容易造成误解。刘半农1934年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当时“她”字已流行开来的缘故之外，可能与1917年后他已经就有了“她”字的创议有关。由此可见，在新名词的研究中，版本和时间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13] 周作人译《改革》一文，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

这里，周作人不仅向世人率先透露了刘半农创造“她”字的设想，也表明了从学理上基本认同的态度。只是鉴于实际操作中排字印刷的困难，他才模仿日语，采用了“‘他’字下注一个‘女’字”的临时性办法。前述刘半农所谓周作人对此事提过一提的那篇文章，指的无疑就是这篇《改革》一文。

在1918年8月以后几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凡翻译涉及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周作人都是使用“他女”。如他翻译的著名的《卖火柴的女儿》、《可爱的人》[1]等小说，就都是如法炮制。这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马礼逊在《英国文语凡例传》中的最初处理并无不同。不过，《卖火柴的女儿》翻译的是丹麦小说，《可爱的人》则属于俄国小说，可见他已不是专门针对英语中的“She”字，而是以之对应所有西方语言中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了。

周作人所翻译的小说中连篇累牍的“他女”，看上去和读起来都十分别扭，想必当时即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读后都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新青年》编辑内部，胡适、钱玄同是率先对此作出公开回应的人。1919年1月26日和2月2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6、7两期上连载他所译的莫泊桑小说《弑父之儿》，其中第三人称阴性代词除仍使用“他”字外，有时还用“那女的”来表示。译文的最后，他特别做一注释说明道：“我不赞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办法，故本篇不曾用这法子”。[2]可惜胡适并没有留下反对使用的具体理由。对于胡适的这一表态，刘半农后来在《她字问题》一文中也曾有所提及：“若依胡适之先生的办法，用‘那个女人’代替‘她’（见《每周评论》，号数是记不清了），------意思是对的，不过语气的轻重，文句的巧拙，工作的烦简，就有些区别了”。

不过在当时，周作人的创议也曾有过正面响应之人。在翻阅新文化运动另一份主要刊物《新潮》杂志的时候，笔者有趣地发现，现代中国童话之父、小说大家叶圣陶就曾一度是“他女” 的热心实践者，甚至还可能是在小说创作中最早的实践者（那时周作人基本是在译作里使用此字）。在1919年2月1日、3月1日和5月1日发表在该刊的《女子人格问题》、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和《春游》中，叶圣陶都曾响应和追随周作人，将“他女”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来使用。特别是在那篇仅千字的小小说《春游》里，“他女”一词竟然出现了31次之多，给人以非常怪异的感觉。另外，可能由于排印者还不太习惯这种特殊处理的缘故，在有关文章里，将“他女”的“女”字漏排或排印得与“他”字一样大的情况，也时有出现。[3]

就引起世人正式关注“她”字问题这一点而言，1919年2月15日应该是更值得注意的日子。这一天，引时代新潮而备受注目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钱玄同和周作人首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对谈的《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一文。在该文中，钱玄同提出了对译“She”字的三种办法：一是像周作人仿日本译“彼女”那样，将其译成“他女”二字，留下“他”字作男性第三人称代名词；二是照刘半农的意思，造一个新字。不过他却认为刘半农所造的“她”字“不甚好”，进而又提出了造一个“女它”字的新设想。钱玄同说：

“因为这（她）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若使许叔重解此字之形，当云：‘从女，从他省，他亦声’。我想照此意思，不如造一个‘女它’字；‘他’字古写作‘它’，从‘它’即是从‘他’，若解其形，当云，‘从女，从它——它，古他字——它亦声’。如此，则‘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完全了”。

三是照他们平日的看法，“中国字不够就拿别国的字来补；不必别造新字，老实就写一个She字”。可这样一来，本来包括阴阳中三性的“他”字，其中阴性被分出来后，意义变狭，而剩下的阳性和中性都用一个“他”字，刘半农觉得“也不太好”，因此又进一步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英文中的He,She,It 三字全都搬到汉语中来作罢， 同英语相比，甚至用世界语中的Li ,Si, Gi，可能还要更为合适些。

对于以上三种办法，钱玄同总的评判是，第一种“不甚妥当”，因为日本的“彼女”，意思是“那个女人”，文义上似无毛病，但汉语中翻作“他女”二字，则“有些‘不词’”，而且读音也不好处理：究竟是读一个“他”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对于第二种办法，钱氏则认为“可以用得”，但同时又顾虑每次都要特铸许多“女它”字，“在事实上或者有点困难，也未可知”。而且当时，钱、周等人正热中于渐次废除汉字的讨论，故“对于汉字既认为不甚适用之物，则添造新字，好像觉得有些无谓”。当时他最倾心的是第三种办法，觉得采用起来“毫无不可”，甚至认为即便有许多人看了不懂，也“可以不必顾虑”。反正新字的创造，主要是服务于那些“青年学生”，不是面向那些“略识之无”和“灶婢厮养”的人的，而“今后正当求学的学生，断断没有不认得外国字的”。这种轻视下层民众，蔑视传统语文的主张，其偏颇和不当之处显而易见。

面对钱玄同1919年2月8日来函的质询，周作人5天后给予了回复。他首先详细解释了自己此前采用“他女”的真实想法。原来，他本人要造这样一个“从女，从他，他亦声”的怪字，乃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面要求翻译上的适用，一面又要顾印刷局的便利，一面又教中国人念着‘他’字，心里想着‘女’字，合成一个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他说明“他女”两字不妨读一个“他”字音，“女”字在此则姑且只视作一个不发音的符号。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这一发明其实自己也不太满意，主要原因“便只在他是眼的文字，不是耳的文字，倘若读音而不看字，便不能了解，实是缺点。至于字形上的不三不四，尚在其次”。

接着，在评断钱玄同前面所提出的三种假定办法的时候，周作人又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自己的做法，承认“他女”这个法子“不能适用”，“非但有些不词，实际上背了代名词的本意了”。 他指出，在中国旧书中也有“生”、“女”如何如何的说法，但那都是用作名词，不能作代名词用，“倘若名词可以兼代名词用，我们要代名词何用呢”？由此推论，他还“想起日本的‘彼女’，也不甚妥当”。实际上，这也等于否认了前面所提到的胡适曾采取的那种办法。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的确又将有关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天狼晓月

周作人并不赞成直接引进英语中的“She”字和世界语相关字的那种做法。尽管他当时和刘半农一样，热心于注音字母及国语改良，甚至盼望中国最终能采用世界语，但他同时却认为，“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旧屋之人，自不得不将旧屋东补西修”，关键大处自有取法外国之必要，可如果像代词这类砖头瓦片也都要一律取诸海外，就“不免大费手脚”了，他主张还是先在汉字范围内自造些新“怪字”为宜。周氏同时强调，这类代名词“不止翻译上要用，在‘灶婢厮养’写信看书报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最终，他对于刘半农主张自造代名词“她”字和钱玄同建议的“女它”字，表示均有意义，但又认为这两个字在发音上因都不能与“他”字区别开来，所以也都还不能算是太理想。相比之下，倒是把中国文字中固有的原本表示第三人称的“伊”字拿来限定专用，反而感觉要“更好些”。周作人写道：
“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女它’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你前天当面和我说的，‘他’读作ta, ‘女它’读作 to，也是一种方法。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遗留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
周作人的这一意见，随即得到了钱玄同的热烈赞同。在次日的回信中，钱氏进一步补充总结了应当放弃“女它”和“她”字、专门使用“伊”字的几条理由：
  “特造‘女它’和‘她’字，而读他之古音如‘拖’，现在仔细想想，这个办法究竟不大好。因为（一）我们一面主张限制汉字，一面又来添造新汉字，终觉得有些不对。（二）从旧字里造出新字，这新字又要读旧字的古音，矫揉造作得太厉害了。（三）非添铸字模不可，恐怕印刷局又要来打麻烦。要免去这三层，则用‘伊’字最好。------我们行文，用定‘他’字代男性，‘伊’字代女性，等到渐渐成了习惯，也觉得彼此决不可通用了。所以我很赞成用‘伊’字。”[4]
如前所述，晚清时已有人进行过以“伊”专译“She”的实践，但是在“她”字出现以后，从不同于“他”字发音的角度自觉选择“伊”而排斥“她”字，确认把“他”字留给男性第三人称专用，并对五四前后文坛学界的有关使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周作人和钱玄同二人无疑堪称先驱。只是此后，关于“她”字的讨论，却并没有因为这两位先驱人物暂时取得高度的共识而终结。钱、周二人对“伊”的格外钟情，在一年之后曾一度传染给更多的文人学者，然历史最终的结局，却也并不符合他们排“她”的逻辑与护“伊”的意志。   
三、1920年4月以前“她”字的最早期实践
钱、周关于“She”字翻译的对谈发表之后，并没有当即引起其他人的公开讨论。不过，社会上却已经有人接受这一对谈的影响（包括此前周作人1918年8月在译作《改革》前的那段说明文字的影响），开始陆续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使用起“伊”字和“她”字来了。
以“她”字为例。著名的新文学探索者，如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等人，成为自觉实践该字的最早期代表人物。[5]1919年5月20日，康白情在《晨报》第7版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已两次使用了“她”字。[6]1919年10月，《新潮》杂志同时刊载的康白情的新诗《送客黄浦》和俞平伯的短篇小说《炉景》中，也都分别较早地使用了“她”字；[7]1920年2月，他们二人同时发表在《新潮》上的诗文，如康的新诗《疑问》，俞的短篇小说《狗和褒章》、《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和新诗《别她》，也都同样使用了“她”字。[8]稍早些的1919年12月，俞平伯在《新潮》第2卷第2号还发表长诗《菊》，其中“她”字竟可谓连篇累牍，甚至有点泛滥成灾了（达20个之多），可以想见该诗问世之时，其夺人眼目之程度。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2号上，也已有人开始用“她”字来表示阴性第三人称单数。
在早期创造性使用“她”的新文学实践者当中，又以俞平伯最值得注意。他肯定是1920年4月以前，也即“她”字在中国引起热烈的争论之前，新文化阵营里最爱使用“她”字，用得最多（内涵相应也最丰富），最自觉坚定、也最娴熟的一个。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他还可能是在小说中最早熟练使用“她”字的新小说家之一，和最早在诗歌中以“她”字题写诗名的白话诗人之一。其小说《炉景》与《狗和褒章》对“她”的使用，都很老到和成功。后者篇章不长，全篇竟使用了40个“她”字，很好地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
较早自觉地以“她”字入小说和诗歌的，还有新文学家王统照。他1919年12月1日在参与创办的《曙光》杂志上，发表小说《她为什么死》，正文通过使用88个“她”字，清晰地叙述了山东曲阜县城一个名叫慧如的女子的爱情悲剧故事，有力地宏扬了妇女解放的新文学主题。《她为什么死》还可能是中国最早以“她”字直接入标题的短篇小说。1920年2月，王统照发表的《忏悔》和稍后一些发表的《是艺术杀了他》等小说里，以及在1920年2月5日发表于《晨报》上的《二十世纪的声》等译诗中，都大量地实践了“她”字的书写。
有人曾断言，“她”字首次入诗，是刘半农那首著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9]其实这是极不准确的。刘半农此诗作于1920年9月，正式发表已是1923年。即便是从“她”字出现在诗的标题上来看，此诗也远不能说是最早。除了前面提到的俞平伯的《别她》之外，1920年3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曾刊登一首署名金德章的新诗，题目就叫《她么》。全诗如下：
（一）                                                                         （二）
她么？                                                                            她么？
她嫁了么？                                                                     她离婚了么？
她的夫是一个残暴的野兽么？                                         她嫁，是她的兄强迫她的么？  
她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情愿牺牲她毕生的幸福么？      她现在觉悟，她的兄不反对她么？
她也是完全的一个人，谁敢夺她的自主权？                     她虽然出了苦海，她怎样才能得自由？
唉！嫁的是她么？                                                           唉！离婚的是她么？

                               （三）
                        她么？
                        她死了么？
                        她的精神，万分苦痛么？
                        她是达观的青年，她为了旧伦理而死么？
                        她奋斗到死，是光荣呢还是屈辱？
                        唉！死的是她吗？
                     
这首《她么》一诗，以对“她”嫁人、离婚和抑郁而死的想象，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女性整体的悲惨际遇之同情和独特命运之关切，实在是破天荒之举，给人以别具一格的强烈感受。其中，女性代词“她”字的频繁使用，反复出现，自然而艺术地超越了女人个体，而凸显了“女性”性别的整体意义，表现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关怀。
实际上，尽管刘半农是“她”字的最早创议者，但当上述诸人都纷纷以“她”字入诗作文写小说之际，他却尚处在观望之中。这从他1920年初以前与上述诸人同时在《新青年》、《新潮》等报刊上发表的诗文可知。可以说，在“她”字的实践方面，刘半农还只能算作是一位后进。
那么，最先以“她”字来指代和象征祖国，是不是像有人所想象的那样以刘半农那首著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为最早呢[10]？实际上也不是。前面提到的俞平伯那首《别她》中的“她”，就是明确指代祖国。此诗是他赴英国留学之前，书写和表达对于祖国的热爱及其立志从改造自身做起报效祖国的复杂心绪的。笔者以为，《别她》一诗大概也是第一首明确以“她”字指代祖国、专题抒发对祖国深情的诗歌。由于此诗过去并不为一般人所熟悉，这里不妨将其全文引录如下：
               别她   （八年十二月去国作）[11]
厌她的，如今恋她了；                     想躲掉吗？怕痛苦吗？
怨她的，想她了；                         我怎敢！         
恨她的，爱她了。                         我想——我想她是我的，我是她的；
碎的，病的，龌龊的她，                   爱我便爱她，救我便救她。
怎不叫人恨，叫人怨，叫人厌。             安安的坐，酣酣的睡；
我的她，我们的她；                       懦夫！醉汉！   
碎了——怎不补她；                       我该这样待我吗？
病了——怎不救她                         我该为她这样待我吗？
龌龊了——怎不洗她                       我背着行李上了我的路；
这不是我的事吗？                         走！走！快走！！
我说些什么好！                           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正在把他们的她治活了。
至于用“伊”字来对译西方的第三人称单数词的做法，如前所述，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自觉而较多地开始将“伊”字作为第三人称单数来从事翻译和写作，则大体与“她”字同时。笔者不曾专门考察五四前后“伊”字最早出现的情形，但可以断言，至少从1919年初《新青年》发表那篇讨论“She”字的翻译问题之后，周作人等人便已开始了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意义上比较自觉的“彼”字书写实践了。比如，1919 年11月1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译作《沙漠间的三个梦》，其中就非常自觉地在与“他”字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了“伊”字。1920年4月以前，除《新青年》之外，《晨报》、《东方杂志》、《新潮》等很多报刊上，也都较多地出现了类似的使用。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则较早地成为此种尝试的著名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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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文分别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和《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学灯》1919年3月21日从《新青年》转录《卖火柴的女儿》时，“他女”被改成“他”字。
[2] 周作人《改革》一文1920年收入《点滴》（周作人辑译、新潮社1920年8月初版，为“新潮丛书”第三种）时，有关“她”字的说明文字被删除了，“他女”也改成了“伊”字。1928年，《改革》收入周作人的译文集《空大鼓》时，同样也没保留下有关“她”字的说明。胡适的《弑父之儿》，1919年收入《短篇小说（第一集）》（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初版）时，也删掉了有关“他女”的注释。故朱金顺先生特作《有关“她”字创造的两件史料》（载《绿土》1999年4月第38期），将上述史实公诸同好，以“不使有关文献被历史湮没”。
[3] 如叶绍钧（圣陶）：《这也是一个人》（1919年3月1日载《新潮》第1卷第3号）中，开篇第一句即为：“他女生在农家，没有享‘呼婢唤女’、‘传粉施朱’的福气”。但除这句之后，后面全文遇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时，却不再出现“他女”，而都是“他”字。这应当是排字问题。至于把“他女”里的“女”字排大的现象，在叶圣陶首次使用“他女”的《女子人格问题》一文（1919年2月1日载《新潮》第1卷第2号）中，即有发生。为了能使阅者见其实在情形，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该文：“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议【义】，一是设为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女的人格，叫做‘诱惑主义’；一是看了女子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他女，他不承认他女是和己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认他女的人格，叫做‘势利主义’”。可《春游》等文1922年收入作者的短篇小说集《隔膜》时，文中的“他女”已全被改作“伊”字。故现今一般读其 “文集”或“全集”者，往往不知叶圣陶曾热心使用过“他女”一事。
[4] 以上钱、周对谈的内容皆见《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载1919年2月《新青年》6卷2号。
[5] 郭沫若1919年至1 920年初所写的一些新诗，如果只看其各种文集、全集，或早年的诗集，很容易误认他当时已经使用了“她”字。如1919年9月29日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死的诱惑》一诗，1920年1月7日、8日发表在《学灯》上的《别离》和《演奏会上》等诗，诗中原本使用的“他”字，却都一律被改成了“她”字，却并未注明。现有的《冰心全集》（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版）亦然。甚至新近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也有这种情况。如1919年5月1日，傅斯年发表在《新潮》上的《前倨后恭》一诗所使用的“他”字，“全集”就都改成了“她”字。因此研究相关的语言文化问题时，好些今人编的“文集”或“全集”实不足为凭，必须非回到当年他们活动或实践“她”字的“现场”去不可。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6] 署名为“康白情投稿”，可见是他自由使用。
[7] 见《新潮》第2卷第1号。
[8] 见《新潮》第2卷第3号。该刊上写明出版时间为民国九年二月（公历），不知何故《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集下册里《“新潮”分类索引》却注其时间为1920年4月1日。待考。另，康白情此时实践“她”字的《疑问》一诗已颇有味道，如该诗“之二”云：“花瓣儿在潭里；人在镜里；她在我底心里。只愁我在不在她底心里？”但1919年康白情将此诗发表在《学灯》上时，用的却还是“他”字。因此这一改动当时颇有“变革”意义。
[9] 周彬：《刘半农与“她”字》，2000年12月20日10：05中新社专稿报道。可见中新网。
[10] 刘半农写作《叫我如何不想她》之初，究竟主要指的是他的情人，还是祖国，曾有疑义。他的女儿刘小蕙在《父亲刘半农》一书中强调：“当时父亲所写歌词中‘她’确实是指我们的祖国而不是一个令人思恋的女友”。它后来被赵元任谱曲，“表达了他们两人对祖国的无限思念之情”。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父亲刘半农》第57页。此书还认为，该诗是“首次将‘她’字引入诗句”。同上，第158页。
[11] 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