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天狼晓月

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资中筠

    皆因朝向，
    所以死有二态，
    泰山之上，
    鸿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分裂肢体，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虽然两人皆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大不相同，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也由此显现。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火文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45岁)。后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方孝孺等则死保旧皇帝。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说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7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晟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且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殉身。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类进步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再退后到公元前300～前200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当其时也，中国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苏秦、张仪等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极尽纵横捭阖、权谋计术之能事。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地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许多人总是举出四大发明、精湛技术，还有祖冲之发明圆周率早于西方人1000年等。事实上，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唯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一方面发明文字狱禁锢思想。结果的差异可想而知。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和朝廷。